3月17日，清華大學自動化系黨委原副書記程朋逝世，享年48歲；3月17日，著名的分子反應動力學專家韓克利因病逝世，享年59歲；3月20日，山東省立醫院臨床醫學檢驗部副主任白曉卉于因突發疾病搶救無效去世，享年42歲；3月27日，血液病學專家周劍峰逝世，享年56歲。

十天內多位正處壯年的中青年科學家傳出不幸消息，令人扼腕。

上述訃告經媒體報道之后，國內科技界近日再度關注科學家早夭話題，并呼吁“對科技工作者的尊敬不應只停留在意向與宣傳層面上，而應該實實在在地關注他們的工作狀況以及心理健康狀況，從制度安排上為他們松綁。”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民主與科學》雜志2021年04期刊發的一篇文章《為什么科學家早夭現象值得我們關注》近期在科技界廣受關注、轉發。文章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生王珂、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俠，該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工智能倫理風險防范研究”的資助。

文章認為，近年來，一些青年科學家正值科學事業的鼎盛期卻由于過勞早早地離開人世，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這被稱之為科學家的“早夭現象”。客觀地說，“早夭現象”是一種典型的資源不合理利用而導致的整個社會和個人的損失。如果能發現早夭現象的一些共性成因，就有可能最大限度上避免此類事件的發生，也就相當于為整個社會創造了價值。

文章作者在研究了12位經媒體公開報道的早夭科學家案例之后認為：回看他們的死因，對外公布的結果不是因病去世、突發疾病，就是猝死，并非意外死亡。眾所周知，在僵化的科研評價體制下，最大限度擠占生理時間就成為增加時間投入的唯一渠道，畢竟科研產出與時間投入高度正相關，而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會使交感神經長期處于高度興奮狀態，從而導致血管收縮、血壓升高，給心臟帶來極大的負荷，此種情形下極易導致猝死。

文章指出，在知識快速更迭、產出高度不確定的科技領域，科研本身的難度、社會建制設置的評價體系與生活的瑣碎，多重壓力聚焦于一個有限的個體身上，而又缺少相應的紓解出口，不客氣地說，這些因素的疊加無異于拿生命在做研究。

在文章末尾的反思與建議部分，上述學者文章指出：5月30日是全國科技工作者日，這個節日在某種意義上表達了對科技工作者的致敬，然而這種尊敬不應只是停留在意向與宣傳層面上，而應該實實在在地關注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狀況以及心理健康狀況，從制度安排上為科技工作者松綁。

文章建議，屢屢出現的科學家早夭現象并非偶然，它警示我們，首先，通過無限增加時間來提高科研產出顯然是一種原始的得不償失的做法，在時間的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下，侵占生理時間除了會影響科研人員的身心健康外，收益并不劃算。其次，要減少源于體制內的頻度過高、強度過大的外來干擾，弱化激勵機制，為科技人員營造一個友好的科研文化環境，為學術自由和創造力的釋放留出空間。最后，要為那些超時工作已經陷入精神壓力困境中的科研人員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以及健康指導。

（原標題《中青年科學家接連離世，學者撰文呼吁關注科學家“早夭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