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習近平主席在G20杭州峰會上致辭時表示，“希望杭州峰會能夠在以往的基礎上，為世界經濟開出一劑標本兼治、綜合施策的藥方，讓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

G20是21世紀世界經濟管理不可或缺的框架組織。如果沒有G20，發達國家甚至有可能再次上演20世紀30年代那種劇烈的貶值競爭。雖然G20不是萬能的，但在G20峰會上確立經濟政策的行動準則，本身就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經濟大國中國發揮自己的領導能力，并協調G20各國共同為世界經濟發展采取行動，也自然成為世界各國的期盼。

在穩定金融市場方面，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今年7月發表的《成都會議聯合公報》中，重申一直以來的匯率承諾，包括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的穩定、避免競爭性貶值、不以競爭目的來盯住匯率等。

但是，現實中各國往往會將G20上的崇高目標拋諸腦后，只推行對本國有利的匯率政策。2012年，尚未開始第二任首相任期的安倍晉三針對其他國家的貨幣貶值問題，曾表示要通過量化寬松政策來糾正日元升值。第二年3月，日本銀行剛開始采取量化寬松政策，日元就出現急劇貶值。2015年1月，歐洲中央銀行決定采取量化寬松政策后，歐元也出現貶值。美日歐的量化寬松提供的大量資本流動到境外，導致匯率波動幅度不斷擴大。這些資本還流通到亞洲各國，給該地區經濟穩定帶來重大隱患。

量化寬松政策并沒有帶來預期的提升物價、活躍經濟的效果，相反，資本移動反而增加了匯率波動的幅度。為穩定國際貨幣形勢，我們需要通過協調金融政策來抑制資本的過度流動。但是，恐怕發達國家都不會主動討論協調金融政策。筆者一直認為，迫切需要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中國應該與G20的新型工業國共同推動協調金融政策，使國際貨幣形勢趨于穩定，這將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提供一個好環境。

在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增長方面，在G20時代，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對本國的經濟管理有著特殊的意義。大國經濟管理的成敗左右著世界貨幣形勢是否穩定、經濟增長模式是否健全。中國為了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就需要平穩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即從外需主導轉向內需主導，從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中國能否成功轉型，已經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因為這已不僅僅是中國國內的目標，也會給世界經濟穩定和增長帶來巨大的影響。

石田護（石田護），日本，伊藤忠商事理事、吉林大學中日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